国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这40年，不但是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40年，也不但是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40年，而且是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40年。
“国学”无疑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最为火热的关键词之一。国学发展的历程与改革开放事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相伴相生并非偶然，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冲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教条化认识，为人们重新思考、认识自身文明传统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开放引入的西学资源，在极大丰富国人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进而刺激了民族文化精神认同、现代学科建制反思等一系列议题的产生。四十年来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恰如一面镜子，照射出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多元繁荣，记录下传统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行、返本开新的探索，展现了华夏文明寻求现代复兴的努力。
一、发展历程
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长期的酝酿、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兴起了一场民间自发的文化热潮。对文革的深层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后如潮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则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主流。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之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署名文章，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被视为90年代“国学热”兴起的标志。随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也纷纷以类似的报道跟进，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一时蔚为大观。与社会文化的步调相一致，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也日渐升温，季羡林先生提出著名的“东方文化世纪说”，引发各方观点的热议与争论。
从外缘上看，90年代“国学热”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与积累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恒久而持续的。进入21世纪，国学热潮再度涌向新高。在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的2004年，围绕儿童读经展开的争论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两件大事。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将“国学”一词聚焦于公众视野的中心，也将相关争论引向高潮。较之90年代，新世纪的国学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质，如果说前者更多地继承了80年代文化热的遗风而倾向于宏大主题的探讨，那么后者则将问题进一步引向具体的实践。在“要不要做”的争论之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怎么做”的问题。“国学热”无疑代表了来自社会的价值期盼与需要，但这种期盼又必须落实到学术中，通过学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就只能成为一种浮泛之“热”而难以持续、良性发展。因此，从文化上升到学术，形成研究的范式、方法，进而成为一种成熟的学科，就是国学健康、长远发展的关键，而现代大学国学院体制的建设，无疑是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实践探索。
“国学院”在现代大学体系中的建制化尝试其来有自。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曾陆续成立国学研究院等机构，开国学研究风气之先，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风靡一时，成就一代佳话。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努力如昙花一现而未能延续。时至今日，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教育、学术体制的核心与主体，一门学问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高校体制内取得生存土壤，得到制度化认可。在此意义上，国学院体制在当今高等教育体制中落地生根的新探索，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
目前全国各大学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实体与虚体两种形式。其中实体性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及武汉大学国学院等，作为正式的教学研究单位，有专任教师编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至于虚体单位，一般没有正式编制和专任研究人员，主要采用课题、讲座等形式整合本校国学研究力量，招收学生往往也委托于文史哲的某一院系。实体国学院无疑是国学建制创新实践中的主体力量，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前者以人大、武大国学院为代表，招收六年制本硕连读研究生，实行导师制，兼重教学、科研；后者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代表，不招收本科及研究生，只接受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同时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编辑《清华国学文存》等，重在科研。实体国学院的出现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中最具建设性的成果。无论在理念指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播诸方面，依托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实体国学院所起到的中坚与辐射作用都是其他形式的机构难以替代的。
国学院体制在高等院校中的扎根，为国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阵地。当然，这一筚路蓝缕的探索过程同样是充满艰辛而伴随争议的，其中亦呈现出一系列亟待思考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