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昌奉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水急浪大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本文最初发表在1957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作者陈昌奉以毛泽东警卫员的身份，结合自己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深情回忆了毛泽东从渡过金沙江到胜利到达陕北期间的一些生活故事，记述了毛泽东心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忘我工作、生活俭朴、关爱普通红军战士的点点滴滴，通过一个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细节，生动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个夜晚，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上的第一条大江，水急浪大，凶龙般地翻腾着。我们船只很少，大家很着急。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天快拂晓，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一下船，他又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研究问题去了。我去给他找房子，安排住处。
江边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什么房屋，只有四五个不像样的洞子。洞子里湿得很，没有木板，就连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在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主席搭好了铺。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
过去一到宿营地，搭好了铺，我就和秘书黄有风同志把主席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都拿出来，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可今天，一来没有办公桌，二来黄有风同志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公呢？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上。没有桌子，办公用具也无处摆。这时，过江已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他累了一夜，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行呢！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开没有，找地方烧水去了。
天亮以后，主席回来了，派人去叫我，我一进洞口，看见主席站在洞子中间沉思。我说：“主席回来了？”主席答应了一声，接着问我说：“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下的铺说：“好了！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铺只好搭在地下了。请您先休息一会儿，水马上就开了。”说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继续烧水。还没有走出洞口，主席就把我叫住了：“办公的地方呢？”我随口答道：“黄秘书还没来，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点水吧！”主席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向前迈了一步，用严肃的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我这才恍然大悟，飞也似的跑出了洞口。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摆好后，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便想去取来。我刚想迈步，就听见主席叫道：“陈昌奉！”我说：“有！”“你过来。”我走过去，站在刚架起来的“桌子”对面。主席说：“我今天要处分你呢！”虽然主席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双目还是那样慈爱，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这种紧张，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疚。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呆呆地望着主席。主席接着说：“我罚你一天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好吧！”就在对面坐下来。主席的办公“桌”上摆了文件、电报，电话铃也不断地响起来。我看主席忙得一点儿空也没有，心里很难过，眼圈也湿起来。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许不致使他忙得这样。
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好坐在旁边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说罚我不睡觉，是一句笑话。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却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瞅我，并微微发笑，我更不知如何才好。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给他倒了一杯，才又坐下来。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他停了一下，走近我，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听了这话，我更不愿动了。主席又说：“快睡去吧！”这时候，我原来含在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当时只觉得像在家里做错了事，父母不责难我，反而说“好了，以后记住，玩去吧”一样，心里翻腾得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铺上，很久没有睡着，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
那是一九三○年三月底，我由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调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给毛主席当勤务员。那时候我们还不称他为主席，而是称他毛委员。
主席的行装很简单：两床半毛半线的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还有一把已经破了又缝起来的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得满满的。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便是他的卧铺。
主席晚上很少睡觉。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纸、笔就开始工作。主席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不一会儿便伏在他身边睡着了。每到半夜，主席就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脸盆，主席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还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一层又是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主席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从来不准我随便倒掉。吃了饭，他又看书或写文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那时吃饭还是只用一个缸子，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们打下了福建的长汀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瓷饭盒。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在家念不起书，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那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贴标语，主席就利用行军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认字。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给我写的。
电话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抬头一看，主席还在工作。
长征路上，主席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渡过金沙江，通过了彝族区，红军的铁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抢渡大渡河，到达了花岭坪。这天我们要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据说要走一天才能到达。
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直属队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队伍一块前进了。这次跟着主席的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我们一行走到了一个山间，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们冲来，扔下来的几颗炸弹正落在我们身旁。大家一齐往主席身边拥去，心里紧张得很，只怕他出了什么危险。我站起来一看，主席蹲在一个刚才负伤的同志身旁。过去一看，负伤的原来是我们的班长胡长保同志。他躺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也不响。主席蹲在他身边，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对卫生员钟福昌同志说：“快，给他上点药。”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吧！”他说话非常吃力，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似的。原来那张红润的脸，竟变得像黄纸一样。主席坐了下来，让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轻轻地说：“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转动了一下，着急地对主席说：“主席，我不能让您抬着我走，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我牺牲了之后，如果有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只可惜我不能跟您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新根据地。”说罢又转过脸来对我说，“陈昌奉同志，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只看见嘴唇在微微颤动。末了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对主席和我说：“祝革命胜利！”便合上了双眼。我急促地喊着：“班长！班长！”但他已经再也不能答应了。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缓慢地站起来，对我说：“夹被！”我顺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夹被递给了他，主席将夹被打开，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
天，一丝风也没有，山上的乱草一动也不动，它们也像我们一样在向这位烈士致哀。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我给主席搭好了铺，准备请他来休息一下。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桌上布满了地图，主席正和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首长在谈话。听说腊子口是甘肃、四川两省“天险门户”，也是我们到陕北路上的重要的一关，我想主席一定在和这些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因此没吭声就退了出来。
果然，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打下了腊子口。九月下旬，我们又通过了渭水封锁线，继续向六盘山前进。
六盘山是陇山山脉的支峰，也是我们到达陕北的最后一个高山。翻越六盘山那天，出发的时候，天空就布满了黑云。走了不一会儿，疾风一阵紧似一阵，雨也“哗啦啦”地下起来。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主席全身都被淋湿了。
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行走起来更加艰难。
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疟疾。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但身体还很虚弱，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只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主席见我这样，就问我是怎么了。我说：“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说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主席把我扶起来，以为我又犯了疟疾，便叫警卫员曾先基把卫生员钟福昌找来，拿药给我吃。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疟疾，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我要主席先走，我休息一会儿就走。主席见我这样，便说：“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说着便要和曾先基架着我走。我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也想快走，谁知浑身颤抖个不停，一步也迈不开。主席又问我：“你是不是冷呀？”我说：“冷，全身直哆嗦，骨头缝里也发凉！”主席看了看我说：“来，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再喝上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好了。”说着就脱大衣。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不，我不穿，我能走。”我知道，主席要是脱下大衣，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我坚持不穿，挣扎着想走，但终因我身体太弱，刚一迈步又昏倒在地上。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曾先基同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旁边，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呆呆地望着主席，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主席对我说：“好些了吗？”我说：“好了！走吧！”主席说：“好样的！这才是红军的战士。走！”
傍晚的时候，我们走下了六盘山，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我躺在铺上想：如果没有主席的关怀，我今天一定要牺牲在六盘山上了。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翻过了六盘山，便进入了甘肃回族区，离陕北越来越近了。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主席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主席的话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搂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
不几天，我们便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了。
陈昌奉 出生于1915年，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毛泽东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山东、江西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86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