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市看守所里，有一个特殊的监区，承担着全市艾滋病在押人员的羁押任务。
毛卓云，看守所的一位民警，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用13年的坚守，感化了500多名艾滋病在押人员。
口述∣毛卓云 整理∣罗洪涛
我有过16年军旅生涯，1997年从武警宁波支队转业后参加公安工作。2000年1月，我被调入宁波市看守所从事监管工作，至今已有20年。2007年开始，我所监管的对象变成了艾滋病在押人员。
六个月的军令状
2007年，宁波市看守所成立艾滋病监区。
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艾滋病给人的印象就是“超级癌症”“世纪瘟疫”，名声难听，似乎一旦感染，就是死路一条。
艾滋病在押人员也与一般监管对象不同，他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又因涉嫌犯罪被关押进来，自伤、自残的情况很普遍，有的甚至威胁到民警的人身安全。巨大的监管压力、高传染性的监管风险让许多同事望而却步。
“我能行！”通过查询资料、请教专家、学习相关专业知识，我对这个新任务有了理性认识。于是，我主动请缨，接过别人“避之不及”的工作。
我的想法很简单，工作总要有人做，没人敢做，我就试试。更何况，我是党员，又是退役军人，担当意识还是要有的。
我立了军令状：“给我六个月时间，如果干好了，继续；干不好，主动辞职。”
愿做冲破黑暗的那一束光
第一次打开艾滋病监区的大门，透过厚厚的钢化防弹玻璃，看着监室里形色各异的艾滋病在押人员，有的用打湿的毛巾甩打监室顶上的灯泡，有的用身体不停撞击钢化玻璃门……那一刻，我怔在那里。
他们是一群极度缺乏关爱、极度敏感的人，同时出于对病情和判刑的担忧，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吵闹，抗拒管理，拒绝交流。
我希望自己成为冲破他们内心黑暗的那一束光。苦思良久，我想到了最原始的沟通办法——写信。
每天，我把信贴在监室的玻璃外侧，给在押人员看。一天、两天、三天……我的亲笔信，总会定时出现在玻璃上。
“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生活有什么需要的？有要求可以提，但是规矩还要遵守…… ”
慢慢的，他们开始给我“回信”了。一开始只有几个字，后来是几句话，再后来就是一整页。通过长期的耐心沟通，我们逐步接近彼此。
每迎来一名在押人员，这一过程就要重复一遍。在反反复复中，我逐渐明白，这些在押人员是犯罪嫌疑人，也是病人，想要实施管教，就得以心换心。
上任前，所里给我买了专门的防护服，说是从牙齿武装到脚趾都不夸张。但这套宇航服似的装备，我试穿了一次后就搁置了。这些隔离服就是再明显不过的隔阂符号，穿上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交心？
不仅如此，后来，我将艾滋病在押人员从装有玻璃墙隔绝的特殊监室搬到普通监室，将谈话室搬进了艾滋病监区。
“毛警官，我得艾滋病以来，亲朋好友都拿我当‘瘟神’，而你却敢这样和我面对面交谈！”对于艾滋病在押人员来说，跟他们拍拍肩膀、握握手都是久违的感动。
有一次，执行押送任务，我和同事在路口一家面馆歇脚，老板看见五位民警进来便吆喝道：“上五碗面。”我立马提高嗓门：“上六碗！”而后低声跟旁边的犯人说：“抓紧吃！”
犯人坐在我对面，埋头吃面，面的热气笼罩着他。我却分明看到他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掉下来。
临刑前的下跪
2012年大年初十，早上八点。
“毛警官，谢谢你！”正准备交付法院执行死刑的石某突然双膝跪下，喃喃地说出这句话。
虽然只有简单的6个字，却是对我9个月付出的最好回报。
年轻气盛的石某，因夫妻感情不和，一怒之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收押时，他已是肝腹水、肝硬化晚期，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监室。
日常工作中，我每天去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带他到医院检查、治疗。最后的时间里，我帮助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大年三十那天，他告诉我，春节到了，非常想念去世不久的奶奶，想祭奠一下老人。我就临时为他准备了苹果、面包等，让他面朝北方家乡的方向，在监室里祭奠了十分钟，我在旁边默默地陪着他。事后他对我说了声“谢谢”。
第二件事，由于他是来甬务工人员，家乡遥远，平时家里也没有人给他送过物品，他的生活用品很多都是我提供的。春节过后，我得知他就要被执行死刑，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套红格子的棉睡衣和一双厚实的棉鞋，想让他干净体面地离去。
执刑那天，不知情的石某穿着新衣新鞋，显出少有的精神。听到宣判结果的那一刻，他看了看身上的衣服，突然走向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那一刻，我也情不自禁，眼泪夺眶而出。我觉得，不论一个人多么凶残，他都需要人间的温暖和爱。
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013年，看守所收押了艾滋病人王某。他因吸毒过量产生幻觉，捅伤女友后，又用匕首刺中了追捕他的民警。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让他坐立不安，他拒不配合民警收押，大吵大闹、不停吞食异物。
正在休假的我回到监区，没日没夜陪伴他。诚恳的交谈，终于让他的情绪平静下来。
然而，一审宣判后，他再次情绪失控，疯狂攻击管教和医生，还不断用头撞监室的铁门，有时蹲在地上拳头紧握像困兽一样呜咽嚎叫。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不敢靠近。
我决定走进监室和他谈谈。进去后，我假装若无其事地检查内务，正思忖着怎么和他聊天，背上却突然重重地挨了一下。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的两名在押人员冲出来挡在我面前，控制住了扑上来的王某。
虽然被他偷袭，但我没有走开，而是站在门口，直到他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我又走过去，紧紧抱住了他。一旁的在押人员都惊呆了：如果这时候王某在我肩膀上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
谁知他迟疑了一会儿，竟趴在我的肩头，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原来，庭审时王某的父母没有来，女友的出庭指证对他也很不利。他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七年六个月的刑期，更让他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我辗转联系上他的家人，说服他们，为王某写下鼓励的话。看到父母、女友还有表弟等亲人都言辞恳切地劝他好好改造，王某万分感动。
成为艾滋病在押人员监管民警后，为缓解工作压力，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在看守王某的过程中，由于压力太大，2013年12月20日，我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准备去死一次。”现在，再一次翻阅看到这句话，依然会双手发凉、后背冒汗。
曾经还有一段时间，我老是感冒，一直咳嗽，去做了HIV检测，还好只是虚惊一场。这些年，我也记不清自费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检测了。
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干这份工作的决心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2019年12月4日
毛卓云获得“2019年度法治人物”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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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
荣获2019年“最美基层民警”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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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