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7名先遣队队员顶风冒雪挺进喀喇昆仑之巅，在寸草不生的雪原扎下3顶帐篷，让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哨卡。先遣队队员之一的马双喜退役后，选择在哨卡附近的县城当了一名警察——
河尾滩，只想离你近一些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河尾滩边防连退役士兵 马双喜
建卡初期，河尾滩哨兵在简易哨楼旁站岗。
风雪巡逻路上，官兵休息时啃干粮。
爬雪山，蹚冰河，一次巡逻便是一次生死考验。图为后来牺牲在河尾滩的战士巴依尔弓着腰，让战友踩着他的背攀上岩石。
一张夹在钱包里的照片
脱下军装穿上警服3年多了，我还会时常想起在河尾滩守边防的日子。
今年春节前，我和河尾滩哨卡的老战友视频，刚到哨卡的新兵凑到手机屏幕前祝我新年快乐。看到他们被紫外线灼伤的脸，我有些心疼，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是笑意盈盈，开心得很。
2012年春节，河尾滩哨卡还没通手机信号。那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当时正值封山期，直到4月份，那封信还压在我的枕头下，没有寄出去。等到开山后，我在信里附了一张第一次在河尾滩哨卡过年的照片寄回家，照片后面写有“海拔5418”的字样。
如今，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钱包里，让我不时回味，我的人生中有过一段驻守全军最高海拔哨卡的经历。
还记得，2010年11月，上级命令组建连队前往河尾滩建卡，我成为第一批被抽调过去的骨干。我们知道，要想在高海拔的“生命禁区”扎下根，就必须练就一身“钢筋铁骨”：洗脸时扎在脸盆里练憋气抗缺氧，雪地里赤身搏斗练抗寒……在山下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强化训练后，全连官兵终于盼来了前往河尾滩建卡的命令。
连长于少林刚宣布完命令，作为老班长，我用力向前踢出一步，第一个出列请战。
紧接着，我听到接连不断出列的脚步声。连队所有官兵都向前踢出一步，挺胸站直。
没有一个人不想去完成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去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最终经连队党支部决定，由时任指导员彭义带队，选派6名战士组成建卡先遣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翻越达坂后的那一片荒芜
2011年5月20日，我们7人先遣队乘车向预定地域出发，载满物资的运输车鸣笛通过营门口，沿着219国道向河尾滩驶去。
5月的喀喇昆仑，山脚下已是春暖花开，但当我们的车队翻上第一处达坂时，高原瞬间“变了脸”，天色灰蒙蒙的，还飘起了雪花。
那时常听老兵讲，“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这条“天路”——新藏线219国道，雄奇，更险峻。然而，再难走的路我们也要想办法通过，海拔再高的达坂我们也要翻过去，因为那里是我们要建卡的地方。
从车窗往前看，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雪山达坂，车窗的一侧，是陡岩峭壁，另一侧，是断崖深谷。车队行至麻扎达坂，车辆装上了防滑链，车速明显降了下来。
“麻扎”，维吾尔语里“坟墓”的意思，其艰险不言而喻。车队走到这里时，路面都已结冰，河谷中有几辆汽车残骸。坐在驾驶室里的我，眼睛紧紧盯着前方，一边预判道路情况，一边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
好不容易攀上达坂。下达坂时，前方迎面驶来一辆地方运输车，因轮胎打滑，路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刹车印。指导员在对讲机里大喊：“前方一辆大货车打滑，所有车辆停止前进！”运输车上的维吾尔族司机从车上下来，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拿起铁锹、钢钎将路面的冰雪铲除。司机再次启动车辆，小心翼翼驾驶，每经过我们车队的一辆车，他都鸣笛致谢。
路途的艰险，没有消磨我们的斗志。在沿途兵站短暂休整后，5月22日，我们向着海拔5400多米的预定地域挺进。
在距离目的地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突降暴风雪。暴雪砸在挡风玻璃上，瞬间结成冰，把雨刮器冻住了，驾驶员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我和指导员下了车，一左一右拿着铁锹，踩着积雪跌跌撞撞走在前面给车探路。
顶着暴风雪，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风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手脚很快冻得失去知觉。我们7个人轮换着探路，十几公里，跋涉了4个多小时。
驶过一处河滩，我们终于到了这片荒芜之地：地处河滩尾部，所以名叫“河尾滩”。
当五星红旗插上山顶
我们的眼前，是一片铺天盖地的白茫茫。上等兵孙俞问指导员：“就是这里吗？”
指导员仔细看了一下军用地图，确定地说：“没错，这里就是我们建卡的地方。”
我们7个人虽早已筋疲力尽，但顾不上休息就开始搬运、安装、固定帐篷。大家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吃了丹参滴丸缓解缺氧症状。砸地钉时，已经没有人能抡得起大锤。河尾滩风大，如果地钉不固定好，大风很容易将帐篷掀翻。
指导员坐在地上，抓起石块一下一下使劲砸着地钉。我们学着他的样子，拿着石块开始砸。
“铛……铛……”起初，听着砸地钉的动听“旋律”，大家还笑个不停，可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里的地面太硬，地质学家称之为“永冻层”。
第二天凌晨4点，3顶军用帐篷终于挺立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茫茫雪原中。
睡前，我们只吃了一点冻得发硬的干粮，所有人头昏脑涨，根本睡不着觉。第二天上午，搬运物资结束后，战士孙俞和张鹏祯就因为突发高原肺水肿，被紧急送下山抢救。
为了将国旗插在“永冻层”的最高点，我们开始攀爬山脊。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们的心跳加快，不知是因为那份激动，还是因为高原反应。
临近山顶，缺氧让呼吸变得愈发困难。我们闭上眼深呼吸，在心里一遍遍鼓励自己：“坚持！坚持！”登顶那一刻，大家仰起头用拳头捶打胸膛，举枪高喊，像是打了胜仗的勇士。
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河尾滩时，我们完成了先遣建卡的任务。那一刻，我哭了，眼泪冻在睫毛上，灿烂的阳光透过鲜红的国旗照在我的脸上。
自此，中国军队边防哨卡的最高海拔上升到5418米。
苦着苦着就甜了，守着守着就爱了
我们在寸草不生、藏羚羊都待不住的喀喇昆仑之巅扎下了根。后来，哨卡陆续修建了新式营房，大家吸上了床头氧，吃上了绿色蔬菜，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只是，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未改变，8级以上的大风依然从年初刮到年尾，平均气温零摄氏度以下，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紫外线强度高出平原60%。巡逻路上，我们要踏着半米深的积雪，翻越常年不化的冰川，蹚过刺骨的冰河……
我永远忘不了牺牲的战友巴依尔。2016年年初的一次执勤任务结束后，狙击手巴依尔出现头痛、胸闷等高原反应。在高原上摸爬滚打好几年的巴依尔并未在意，因为在河尾滩，这些症状很常见。
直到第三天，巴依尔突然昏迷，被紧急送往400多公里外的高原医疗站。那几天，我们守在电话旁，等来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脑水肿、心肌炎，医生全力抢救，还是未能留住巴依尔年轻的生命。后来，23岁的巴依尔被安葬在海拔4280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
“生在喀喇昆仑为祖国站岗，死在康西瓦为人民放哨。”在康西瓦烈士陵园，镌刻着“叶尔登巴依尔·红尔”名字的石碑，是陵园里的第107座墓碑。之后每次路过康西瓦，我都会到巴依尔的墓前给他点上一根烟，坐下来和他聊聊天。
苦着苦着就甜了，守着守着就爱了。驻守过河尾滩的战友都明白，高原条件虽苦，但祖国的每一片领土都要有人来守卫。何况，这是一种独特的光荣经历：能有几个人，在“离星星最近”的巡逻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驻守河尾滩5年的时光转瞬即逝，12年的军旅生涯也走到了尽头，我心中怅然若失。我从巡逻路上捡回一块“鸡蛋石”作纪念，因为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亲人。
2016年12月，我退役后在距离哨卡最近的县城当了一名警察。有人曾问我，都在山上守了5年，还不够吗？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这样离哨卡会更近一些，如果有需要，我还能冲上去。
每次看到上山的军车，我都会挺直身体，朝他们敬一个标准的军礼。同事们疑惑，我对他们说，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比珠峰大本营还高出218米，是全军海拔最高的边防哨卡，卡点就是我们建的。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一生都会为此而骄傲。
（唐帅、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牛德龙整理、河尾滩边防连官兵供图）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20年4月25日第7版）
